可以想象，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。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，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，似乎只有这个小镇最能体谅自己; 但是，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，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加无话可说。
乡民能够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的人，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降低成这样，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。（p202）
当他们想象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能无限的生命潜力，一个灵感勃发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，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。（p204）
记得《尤里西斯》一九一八年在美国报纸连载后就于一九二O年被控上法庭，法庭判乔伊斯败诉，书籍停止发行，罚款五十美元，理由是此书有伤风化，会诱惑很多过于敏感的人。一九三三年第二次上法庭时社会观念已经大变，美国法官这次宣判乔伊斯无罪，为《尤利西斯》恢复名誉，理由是法律不照顾那些时时等待着被诱惑的过于敏感者，法律只考虑正常人。
这句判词真让人高兴。历史上许多罪名，是不正常人对于正常人的宣判，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，来掩饰自己的毛病。因此，仅仅引进一个“正常人”的概念，便全局点醒。（p217）
我觉得，这样的事情，触及了欧洲文明的经络系统，蕴藏着人身权、私有财产权等一系列社会大原则。只要一着破损，就会牵动全局。因此，他们小心翼翼地来设置种种禁忌。
这种禁忌，最通俗地表现在交通规则上，在我们中国也已逐渐普及。但是，蕴藏在交通规则背后的逻辑，我们却未必能领会。
很多人认为，遵守交通规则一是为了人身安全，二是为了交通畅达，还会有别的什么逻辑呢？
有一天我和一位德国学人在斯图加特的一个路口等红灯，顺便说起，在这人口稀疏、交通冷清的城市，极目左右都没有车辆的影子，即便冲着红灯直穿过去也没有任何危险，但人们还是规规矩矩地等着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，究竟出于一种什么制约？
他说，规则后面有一个严密的逻辑。
我请他把那种逻辑演绎一下，他就顺势推衍了以下几点——
一、据统计，城市的街道穿行者中，受交通事故伤害最大的群落，是孩子；
二、据统计，对孩子们最有效的教育，来自他们的自身观察；
三、据统计，孩子观察世界的一个重要地点，是自家的窗口。因此，当你四顾无人无车，放心穿越红灯的时候，根本无法保证路边排排高楼的无数窗口，没有孩子在观看；
四、于是你进入了一个逻辑悖论：当你安全地穿越了红灯，等于给孩子们上了一课，内容是穿越红灯无危险。只有当你遭受伤亡的时候，才能给孩子们正确的教育；
五、面对这样的悖论，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放弃穿越，既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安全，也不让孩子们看到穿越的危险，一见红灯就立即停步。
这番推衍，虽是从孩子的角度，却是严丝合缝，很难辩驳。
我想，仅从上述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，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“都市逻辑”是怎么一回事了。
这些事情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。康德说，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，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。
可惜，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，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，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。结果，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往往空洞干涩，无益于具体生活，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。（p221）
世界上各个文化群落，都有不同的人格范型。荣格说，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，一点不错。随便一数，就能举出创世人格、英雄人格、先知人格、使徒人格、苦寂人格、绅士人格、骑士人格、武士人格，以及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。拿破仑虽败犹荣，也与他所代表的人格范型有关，在我看来，是六分英雄人格，加上四分骑士人格。（p225）
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，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。做首相府那些年，法院也在里边，而且我还知道，地下室是监狱。
这些知识，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。
那天晚上，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，下班晚了，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，无法出去。他敲敲打打，百般无奈。地下室上来一个人，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。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，一问，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。
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？是偷的，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？这不重要，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：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？
于是他就当面发问。
囚徒说：“我们国家这么小，人人都认识，我逃到哪儿去？”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？”
囚徒说：“你这个人，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？”
于是他无处可逃，反锁上门，走回地下室。(p246)
黑暗和寂寞能够帮助深思。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小国在世界科学界成果卓著，尤其在电磁学、光学、天文学、解剖学、医学、核物理学等方面甚至大师辈出，这大概与长夜有关吧？
然而，黑暗和寂寞还有大量的负面效应。本来，全世界的忧郁大多在阳光中消遁，在朋友中散发，这种可能在这里大大减少。因此，忧郁也就越积越厚，越焖越稠，产生广泛而强烈的自杀欲望。教堂的钟声会起一点心理舒缓作用，但这种作用也正在渐渐减弱。
我相信在这种心理挣扎中一定有人游到对岸，并向即将沉溺的同伴们招手。
我想起了克尔恺郭尔。
哥本哈根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地狱。父亲的惊恐苦闷和行为失检，几乎打碎了他整个童年。家里灾祸不断，自己体质很差。为从地狱解脱，他选择了神学；而选择神学，又使他不得不放弃初恋。“她选择了哭泣，我选择了痛苦。”
从此，他在黑暗中思考。他最为大家熟悉的思考成果是把人生境界划分为三个阶段，一为感性阶段，二为道德阶段，三为宗教阶段。由浅入深，层层否定，而终点便是第三阶段。
感性阶段也就是追求感官满足的阶段。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个阶段，但也有一些人领悟到其间的无聊和寡德，便上升到道德阶段。人在道德阶段是非分明、行为完美、无瑕可击，但更多地出自于一种外在规范，一种自我克制，因此必然因压抑天性而陷入痛苦。能够意识到这种痛苦并愿意从更高层面上获得解脱的人，就有可能进入宗教阶段。克尔恺郭尔认为在那个阶段一个人就会不受物质诱惑，不怕舆论压力，挣脱尘世网络，漠然道德评判，只是单独站在旷野上与上帝对话，在偿还人生债务的剧痛中感受极乐。(P255)